九十年代前出生的人，大约不会忘记曾经有过“居民粮油供应证”这个红色或蓝色的本本儿。现在粮油供应本已成为了上个世纪的历史。它曾经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存，它比现在的存款一百个重要。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发布的《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》规定:“根据城镇居民的劳动差别、年龄大小，分别确定市镇居民的具体供应级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。居民可持此票和购粮证到指定粮店购买规定品种的粮食。”
普通市民的粮食定量为二十七斤半，干教职工粮食定量为甲种三十一斤、乙种三十二斤。有的省分类共有二十个等级(例如杂剧、戏剧团，分行当供应指标)。最多的六十斤，属于特重级别，最小级别为小孩，每月七斤。
那时候的粮油供应证可是一家人的命根子啊!没有粮油供应证的人，称为“黑人黑户”，对象属农村的为“半边户”只能吃“议价”粮，那可昂贵多了!粮油、副食品都要票，在粮油本本上做记载。如果哪个有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地的粮油本本儿，找对象的条件都要升几级!
七十年代，老城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但从来不露面的街道清洁工，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开始扫街，她负责老城大十街至小十街主要街道的清洁。那时不像现在有个好听的“环卫工人”称呼，除了一个月不到十块钱的清洁费，什么劳保待遇都没有。扫了十来年街也没有人认识她，不认识是因为谁会在乎一个扫街清洁工，更主要的是谁也没有正面看见过她。
她是晚上工作，有雨无雨、天热天冷都身穿一件油布雨衣，常年戴一顶破草帽，草帽遮住半个脸，鼻子以下从脖子到嘴捂着一条黑不溜秋的毛巾。她这副打扮，大约一是为了挡灰，二是夜深扫街不值得穿好衣服。更重要的她是个女的，半夜三更在街上扫街，夜深行人稀少，偶尔会碰到流氓在街上寻衅。夜晚出入的窃贼会误以为被她发现，动手打她。碰到夜深还在街上游荡的醉汉，一把抓着她胸前的衣服，喷出满口酒气说:“你想怎样?你想把老子怎样?”她吓得浑身发抖，假装镇定，站立不动，直到醉汉松开手歪歪倒倒地离去，她才松口气。不经意中发现蹲墙角的流浪汉，虎视眈眈地看着她，大约在辨认她是男是女。为避免夜不归宿的人和她纠缠，她这副打扮没有人认得出是男是女。无论谁上前和她搭话，她都一声不吭。不认识她的以为扫地的是个男哑巴。
她的工作时间是深夜，行人稀少，路灯昏暗，白天满街的垃圾狗屎，夜间在她的扫帚舞动下和着臭气一起蒸发。她手里挥舞着大扫帚，“簌——簌——”地扫得尘土满天飞，她被灯光拉长的身影裹在雾蒙蒙的灰尘之中。
白天的她俨然换了一个人。要不和她是邻居熟悉，外人很难把她和晚上在街上扫地的那个“蒙面人”联系在一起。她姓郝，邻居喊她郝妹娃儿(她是四川人，按四川人喊)。男的姓罗，都喊罗瓦匠。家里四个楼梯般高的男娃儿，最小的还在怀里吃奶。郝妹娃儿二十七八岁，不看身上穿的，只看个净人，可说是天生丽质:肤色白，脸圆润，一双大眼睛，身材丰满。因孩子多，又穷又忙，顾不了自己，所以整日蓬头垢面，把老天给她的丽质包裹在破衣烂衫里了。
那个年代，一家六口的嘴巴最难对付!月头买回的米得平摊到三十天吃，可家里她喊的“饿老娃子”(乌鸦)可等不得细水长流，大人不在家时，五岁的老大出主意偷坛子的米煮了吃，还没等米煮熟就已经吃到肚子里了。郝妹娃儿不得不把米放家里唯一可锁的抽屉里锁着。丈夫除了在外做瓦工挣钱，家里事一概不管，根本不把老婆上夜班辛苦当回事。做煤、担水、劈柴、生火、洗衣、做饭，一家大小的缝缝补补都靠她，直忙到全家都上床睡了，家家熄灯瞎火之后，她才换了那套扫地穿的脏行头，扛着大扫帚出门去。
往往人越穷越讲究虚荣，爱面子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罗瓦匠并不欣赏司空见惯的老婆，老婆是别人的好，孩子是自己的好，无论穷人富人都不例外。也从不担心老婆夜深在外扫街是否安全，反倒是不愿意让同事晓得他有一个扫街的老婆。幸好老婆是晚上工作，他从来不和老婆走在一起。遇到找他追债还钱，或找邻居讨要点儿什么东西这类没面子的事，他躲着，让老婆出面丢脸。
老婆没有文化，大字不识一个，人活得简单，唯一的好处是不怕丑、不怕累，勤快。虽然一家人总是吃不饱饭，吃长饭的娃儿饿着肚子，家里还不时有水果吃。当然盆子里的水果都是削去一半或挖了洞的残缺水果。娃儿们不管是哪里弄来的，只管抢着吃。这些水果都是郝妹娃儿扫街时捡来的半个梨、一个桃、几颗李子，还残留有一点儿红瓤子的一片西瓜，拿回家用水洗净，用刀切除或挖掉坏的部分。罗瓦匠对这些拣回的水果表示不屑一顾。
“你试试，没啥子烂味。”郝妹娃儿把盆递到丈夫面前。罗瓦匠虽一撇嘴，还是经不住诱惑拿了吃。
日子就这么过下去，不出什么乱子，他们习惯了也没觉得苦。可偏偏就出了乱子，而且乱子还不小!郝妹娃儿下河洗衣去了，娃儿们出去玩没锁门(其时锁不锁都能从窗户伸手开)，家里供六口人这个月吊命的米被人撬开屉子锁，偷了。
“才到月头，还有大半个月，我的个天!——喝西北风去呀!”
“这一下子扯了个大窟窿，黄瓜打大锣——大半截斗不拢了哟!”
两口子呼天抢地在家里吵，打娃儿。
罗瓦匠在衣柜一个铁盒子里拿出粮油供应蓝皮本本儿翻看，里面钢笔字像坐板疮一样密麻麻写满数字，余额十七斤半。天啦!这才月初，粮油折子有规定，不能寅吃卯粮，下个月的指标不能提前动用，这个月还有二十六天怎么办啊......他的眼睛死盯着余额上的数字发呆。
郝妹娃儿急也没用，罗瓦匠把细娃儿打死也没用，眼看已转钟，郝妹娃儿还得去扫街。
郝妹娃儿扛着扫帚回来天已快亮了。罗瓦匠还没睡，见她回来露出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手里拿着粮油本本儿，附在她耳朵上说了半天。郝妹娃儿张大口，一副受到惊骇的样子。“我......我不敢，我怕......”她不敢接手粮油本本儿，仿佛是要她摸一块烧红的铁。原来粮油本本儿的余额被罗瓦匠改成了七十七斤半，多出整整六十斤指标。
“没关系的，涂改液弄后看不出，你没文化，人家哪个会注意到你这个姑娘婆婆儿呢!”
郝妹娃儿没文化，本来就怕去粮店买粮油。那时，粮油本本儿上的数目品种太复杂:二两油、五斤半包谷、两斤灰面、十五斤大米、五斤粮食拨条、两斤杂粮拨条、三斤地方粮票、四斤面条，还有凭粮油折子领取肉票、肥皂票、煤油票、火柴票、布票、豆腐票，等等。这些数字把郝妹娃儿的头都要搞炸。每次到粮店去前，她得把本本儿上要办的项目背熟。别说她，许多精明的人都难免糊涂。更加上手里的粮油本本儿上被男人做了手脚，郝妹娃儿想着都害怕，万一被人发现......但一想到一家人会马上断了生路，只要有办法，叫她一个人去死她都愿意。
七十年代，买米买油的队列排得很长。为防贪污，粮店的工作人员多，相互监督。先由粮店的同志在粮油供应本本儿上算出可供应指标，再签发各种购买品种，交钱后领取签牌(竹签牌标有半斤、五斤、十斤、二十斤、五十斤、一百斤的都有)，凭签牌到粮库窗口，由发放粮食的工作同志拉动不同额度的木制放粮闸板儿，顾客拿口袋在出米的滑道口去接。
站队买粮的都怕轮到那个“老同志”的柜台办理，老同志的柜台是一个近五十岁的老干部，据说原本是县长，因犯作风错误被贬到粮店卖米，把脾气发泄到居民头上。
无论是谁，要办的事如果稍微迟钝或说不清楚，这老同志不耐烦地把本本儿往柜台一扔，又喊下一个。
郝妹娃儿越怕遇到老同志，偏偏轮到她到老同志的柜台办理。本来紧张的她，越发吓得浑身发抖，平时恨人插队，这时想人插队，可以退一步避开老同志柜台，可后面的人使劲客气地谦让。她只好硬着头皮把粮油本本儿送到老同志手里。问要办些什么，她完全语无伦次，结结巴巴说不出来，想起男人交代她的一定把这个月余额指标都用完，她才说:“都用完。”
“余额还有七十七斤半?”“嗯......”郝妹娃儿仿佛是站在悬岩边一样心跳，恨不得快点拿到签牌，不要让他看出破绽。可老同志却不慌不忙地戴上老花镜，把算盘拿在手里“哗”地一摇，清了盘，左手指本本儿上的数字，右手拨算盘珠子，算盘珠噼噼啪啪的脆响声像铁榔头一棰一棰打在郝妹娃儿的心脏上，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。当算盘珠的响声终于停止后，老同志将老花镜垮至鼻尖，如箭样的目光从眼镜上方射出来，在她的脸上稍停顿了一会儿后说:“米，一角二分九，二十斤两块五角八;包谷，每斤九分五，五斤四角七分五;包谷粉每斤一角六......”发给她一大把竹签牌儿。郝妹娃儿以为终于闯过了这一关，正要松一口，哪晓得老同志说:“你先去取粮食，粮油本本儿暂时留在我这里。”
郝妹娃儿一听，顿时浑身打了个寒战......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。
果然第二天派出所来人调查。改粮油本本儿是犯法。
这下子闯了大祸，两口子明白是要判刑坐牢的......究竟谁去坐牢?按谁犯法谁坐牢，当然是罗瓦匠，鉴于他家的孩子得有人管，法律也比较人性化，让他们自己决定。两口子翻来覆去考虑，决定不下。郝妹娃儿只一个劲地哭，没了主意。罗瓦匠闷着头，大约在想自己坐牢去了，这一窝细娃儿她养得活吗?若养不活，女人唯一的出路是改嫁，让别的男人帮忙养。那不是老婆娃儿都给了别人?自己以后出来......在关键时刻罗瓦匠有了私心。当然，他不好说让一个女人去坐牢。但他言不由衷地将应该让老婆考虑的话说了出来:“我坐牢去了，四个娃儿你能养活吗?”郝妹娃儿想的是这个家庭，这些娃儿。论挣钱，男人比她挣得多;论娃儿们的依赖，离不开娘。抚养几个娃儿的重担她担不起，男人毕竟要比她强些。为了这个家庭，她决定，最好是自己去坐牢。
“我去坐牢，你抚养几个娃儿!”
男的没什么话说。他并不认为坐牢比喂养几个娃儿更苦。罗瓦匠顾及的是自己的脸面。对郝妹娃儿而言坐牢也许稍轻松点儿，她更多的是担心娃儿要问“妈妈哪去了?”再吃不上他们喜欢的水果了。郝妹娃儿顾及的是这个家庭。
扫街的换了一个五十多岁花白头发的乡下壮汉，替代了先前的“蒙面人”。
那个年代，凡公捕的犯人，都挂牌子，站车上游街，然后在体育广场开公判大会。被宣判的一批犯人除郝妹娃儿是唯一的本城女犯，其他都是乡下的男犯人。女犯人更引人注目。她胸前挂的牌子写着“诈骗犯×××”，这个扫了十来年街的女人，第一次在大众面前公开露脸，人们唏嘘惊叹:原来这就是那个蒙面扫街的人?居然有几分姿色。作为邻居熟人，只能远远地看着。她看似表情冷漠，低着头，没有羞涩，眼光无所视，仿佛心思不在现场，大约还沉浸在对娃儿们的情感割舍牵挂中。
等到郝妹娃儿五年出狱后，人间仿佛换了天地。正所谓“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的感觉。八十年代粮食已逐渐宽裕，虽仍然凭指标供应，但粮食并不紧张了，有的人指标多余吃不完，取粮票囤积。
郝妹娃儿的家已回不去了。她入狱后，丈夫把最小的儿子送给了乡下人，其余的儿子根本不认识她了。替代她的已是另外一个女人。她满脑子的思维想象还停留在七十年代。这巨大的变化，让郝妹娃儿神经恍惚、错乱，她无法接受新的时代，后来患了精神病。
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八日《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》指出:“全面放开消费品市场，取消市场供应的票证，在放开粮、油价格的同时，取消粮票、油票。”实行了四十年的“城镇居民粮油供应”制度被取消，“居民粮油供应”已成为历史。
有人还保存着这个曾经的“命根子”，翻开每一张页面，密密麻麻的钢笔数字背后，依旧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深刻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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