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这边叫它倒装药，书上说它叫萝藦，也对。
这就好比电视上正襟危坐进行高瞻远瞩发言的某位领导叫马二主任，而正在看电视的乡亲们指着他笑着说，“这不就是那个马家小二子么？瞧，还挺上镜。”
睢景臣的《高祖还乡》中说，“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，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。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，白甚么改了姓、更了名、唤做汉高祖。”
汉高祖，刘三；马二主任，小二子；萝藦，倒装药……不过是二位一体而已，只是唤小名字显得更体己罢了。
我的记忆里，须得等到树叶全部变黄落尽，满眼枯藤老树昏鸦之时，才能看到已经成熟的倒装药，有的甚至都炸裂开来，洁白的蒲公英一样的羽丝迫不及待地从壳里挤出来，旺旺盛盛的。
倒装药的外形很像恐龙牙齿，三三两两地攒在一起形成串，在树上一串一串地挂着，煞是好看。蹦起来或者拉着藤子将它们扯下，哔哔啵啵地剥开焦黄的外壳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层层洁白的羽丝。放到嘴边一吹，蒲公英一般顺风飞得极远。这是我们童年里必不可少的“正事”之一。
据说这玩意儿可以止血。身上哪儿有小伤小破的，从壳里掏出羽丝，往伤口一按就行。这个方法我好像试过，究竟有没有明显的效用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不过伤口最终都痊愈了倒是确实。
告诉我这条经验的人是阿苹，跟我一个村子大我两岁的玩伴。当年的他很讲究，很能干，同时却又有些颟顸。
很讲究，指阿苹的穿着。在当年普遍都很贫穷的农村，新衣服是很少有的，所以我们的的衣服普遍都是不合体。既然不合体，穿起来也就马马虎虎。这里爬那里滚，鼻涕挂到上嘴唇有些碍事，就用手抓了衣袖横着一擦，脸上立即出现一道粗粗的或黄或白“墨猪”“一”字。时间长了，袖口也就结了一层硬邦邦的壳儿。
阿苹不是这样。只要温度允许，他穿的都是白衬衫，连最上面的那粒扣子都紧紧地扣起来，到哪里都一尘不染整整齐齐风度翩翩的样子。就连摘倒装药的时候，他都会左躲右避防雷一样小心藤缠刺挂，身子一扭一扭的，像是被人挠痒一样。
虽然，阿苹是能干的。阿苹的父母早出晚归做农活的时候，八九岁的他在家里洗衣做饭，把家务干得有条不紊，得空去帮父母锄地种田，偷闲还能挖野菜钓虾子逮青蛙以改善伙食。
有一次路过他家，看到他正在淘米，旁边放着两只张牙舞爪的小龙虾，我好奇地问：“这两个虾子怎么搞？做菜不够啊。”
他头也不抬，把淘好了的米倒进锅中，加水，然后将两只小龙虾在旁边的还剩一半水的桶里摆了两摆，往锅里一扔，盖上锅盖。
“蒸虾子。怎么样？没吃过吧？”他得意地对我说。
告诉我倒装药可以止血的事，就是在他得意洋洋之后。大概是为了证明他不但在厨艺上有所建树，对医学也有很多心得罢。
这样整洁能干的人怎么也不会跟“颟顸”联系到一起啊？但事实总是能把想象远远地甩在后面。
清明节的时候，学校组织学生扫墓。照例是上午从学校出发，一路浩浩荡荡地到达目的地，然后排队，学生发言，老师发言，献花圈，鸣鞭炮，最后回学校上课。一般情况下，去的时候纪律严格，回学校就会马虎很多了，自由行动，保证下午能赶回学校上课就行。
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喜欢抢花圈上的花。将叠花的纸抚平，五颜六色地夹到书页里，是我们小孩子能够顾盼自雄的资本。所以扫墓结束后，抢花圈上的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添补上的另外一个项目。
由于阿苹很注重自己的形象，所以行动处处掣肘，待他走到前面时，花圈只剩下一片圆圆的平面，花是一朵也没有了。
这时候的他再也顾不得自己的形象，“哇”地大哭起来。一边抬手用袖口擦着涕泗，一边恨恨地说：“下一次扫墓，老子要跑得最快，把整个花圈都扛回家，一朵都不给你们！你们找老子要，老子把倒装药给你们吃！”
一晃几十年过去，阿苹俨然已是坐台子上发着高瞻远瞩言的“汉高祖”了，而那段和倒装药有关的记忆在我的脑子始终盘桓不已，甚至于我好多次特地到野外寻找倒装药，结果总是失望而归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大堤上闲逛，不经意瞥到堤下河岸边的柳树上竟然挂着一串串黑乎乎的“恐龙牙齿”。“倒装药！”我狂喜，同时小心翼翼地走下大堤——一如当年的阿苹——顺着藤子拉下倒装药：焦黄的外壳里，整整齐齐地躺着一层层羽丝，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如彼之优雅端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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